张晓刚自述:我当时对未来没有任何的概念

更新时间:2021-09-13 12:02:39 所属栏目:艺术资讯 作者:雨泽

摘要:(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我当时对未来没有任何的概念中国的杂技团体往往既是学校又是演出团体,不适应现代文化产业的专业化、分工化要求。中国杂技家协会主席边发吉说,应该筹建杂技类高等教育院校,提高杂技艺术教育培养层次。在杂技教育中,要提倡理论、外语、现代商业技能、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我当时对未来没有任何的概念

中国的杂技团体往往既是学校又是演出团体,不适应现代文化产业的专业化、分工化要求。中国杂技家协会主席边发吉说,应该筹建杂技类高等教育院校,提高杂技艺术教育培养层次。在杂技教育中,要提倡理论、外语、现代商业技能、普及性文化知识等多层面的学习,将杂技艺术从单纯表演的传统形态中解脱出来。此外,大部分大中型城市至今还没有专业性的杂技马戏演出场馆,杂技团没有专业演出场所,这与我国杂技大国的身份不相称。

★ 自述/张晓刚 记录整理/河西

我从小就喜欢画画,17岁那年的春节,刚好有这样的机会,父亲就让我去看望一个画家,是他在西南联合大学的老校友。父亲自己不搞艺术,也不太懂。我看了他的画就很喜欢,于是拜他为师。他教我最基本的绘画技巧,比如素描、水彩,给我看一些书,从此我正式开始学画。

当时我完全不懂,他教会了我很多,不仅不收取费用,我画画的工具、材料,他都帮我提供,完全是无私的奉献。他也是我有生以来印象最深的老师。

和他学了两年多后,我下乡当知青,在农村呆了两年,我也一直坚持画画,画完了拿回来给他看,一直到考上大学。

我刚好是第一批大学生,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社会背景和现在完全不同,第一批大学生心目中最好的学科是理工科,我理工科不行,复习了一段时间,我还是决定考美院,临时改的,结果考取了。

上传统教学课时,我的成绩一直是班上最低的。头两年,我很不适应那种教学方法,画素描和油画找不到感觉,尤其素描,很痛苦。后来(学校教学)慢慢开放,不再是原来苏式单一的教学体系,可以看到许多西方的画册,我的思路打开后好了一点。大三下学期我才有一些改变,喜欢现代的东西,才开始有一点信心。

我们年轻一代,对现代主义比较感兴趣,听了星星画展的领头人马德生、黄锐到学校的讲座后,思维上有一种很兴奋的感觉。但落实到具体作品上,他们对我们没什么影响,还不如袁运生他们的影响大。

1982年从四川美术学院毕业后,我在昆明市歌舞团当了4年美工。当时大学毕业都是统一分配,能分到那都算好单位了。刚毕业,刚决定要做一个现代艺术家,需要补充的东西很多,而当时的主流文化和我完全没有关系,我们是很边缘的人,连参加展览都不可能,没有任何机会。也很难找到人去交流,慢慢有些志同道合的人走到一起,靠这种小圈子来交流,精神上也很苦闷,对未来没有任何的概念。

那时其实也不懂艺术,只是有一种热情,有一种真诚。而且喜欢现代,不喜欢古典。处于这样的位置,要不你就放弃投降,要不就坚持。我们当然想坚持下来,坚持下来的结果就是所有的人都不理解你,没有任何机会。

(这段时间据说张晓刚大量地喝酒、抽烟、导致胃病住进医院,“成天裹在白房间中白病床上的白床单里服用白色的药片”,这段经历后来还被艺术批评家及策展人高名潞写进了美术史。)

在医院里,我可以好好想一想,读读书,慢慢有些感觉,逐渐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确认自己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对现在的自己越来越坚定——这个过程很重要。

我在1983年、84年迷茫了一段时间,大量地读书,去了解西方的思潮。1985年的时候,我有一些深刻的反省,那时读的都是西方现代派的著作,存在主义、荒诞派戏剧、弗洛伊德、萨特、克尔凯郭尔……整个氛围是一个现代主义个人主义的氛围,膨胀到一定程度其实是很痛苦的一件事。

85年我刚好有机会回到学校代课,学校的氛围和昆明完全不一样,我可以相对安静下来,开始接触东方的艺术,比如禅宗。我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才会体会到自己身上某些细致的东西。

当时我们有一批人,有一个目标有一个愿望,就是要超越地方性,而进入一种大文化的境界。所以一直看西方的艺术和书籍,有意无意地排斥地方性。所以我的作品和地域关系不大。

当时我们想去理解的是西方传达的文化概念,想达到这样的境界,超越地区超越国界,寻找人类文化共通的东西。所以读《凡·高传》、欧美艺术家传记时,是把他们视作和自己一样的人。不像后来,开始寻找自己的身份,那完全是两个方向。

“85新潮”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办官方的展览,就只能自费办,办“新具像”展览,共举办4届。之后也参加一些非官方的展览。

我第一个个展在1989年,画出“遗梦集”之后,学校看了觉得可以,就申请在学校美术馆里办展览,那是我第一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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