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文物地图集编撰始末:汇集15231处文物点

更新时间:2021-10-03 12:38:53 所属栏目:文物资讯 作者:君昊

摘要:一部汇集了我省15231处文物点信息的《中国文物地图集·四川分册》及其电子版本,日前正式出版。作为我省第一部文物地图集,它全面记录了四川境内已知现存的不可移动文物的状况。这些状况对社会公众的公布,必将唤起大众自觉爱护文物的意识,为国家制定文物保护的长远战略与政策法规提供帮助,为国

一部汇集了我省15231处文物点信息的 《中国文物地图集·四川分册》及其电子版本,日前正式出版。

作为我省第一部文物地图集,它全面记录了四川境内已知现存的不可移动文物的状况。这些状况对社会公众的公布,必将唤起大众自觉爱护文物的意识,为国家制定文物保护的长远战略与政策法规提供帮助,为国民经济建设的规划选址提供依据。

省考古研究院院长高大伦说,从1986年全省第二次文物普查阆中试点算起,图集历时23年,自己这一代文博人是“跑了接力赛的最后一棒”……

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莫洪贵快满60岁了,《中国文物地图集·四川分册》从最初调查到最终成书的过程中,她从风华正茂走向花甲之年。

“我从四川大学考古系毕业后,就一直在省考古院从事野外调查。”说到地图集,莫洪贵的话匣子打开了。1986年,为给地图集的编写打下基础,全省第二次文物普查开始在南充阆中搞试点,“1987年,调查工作在全省正式推开,同时地图集也开始编制。”莫洪贵告诉记者,由于资料不齐、人员紧缺等因素,编撰工作不久便停了下来。

这一停就是12年。直到1999年4月重新成立编写组。

莫洪贵把无数心血献给了文物调查,献给了这一部四川文物集大成的地图集,但她说,是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永远激励着她。1987年,她到巴中川陕革命根据地进行文物调查,走到一个名为擂鼓寨的山坡上进行发掘时,一位当地老人专门到镇上为她买回新鲜猪肉做了一顿饭菜,“老人自己的生活条件很艰苦,几乎是靠着政府的接济在生活,当天的饭桌上,却摆了一大盘老人过年才能吃上的回锅肉。”莫洪贵激动地说,一辈子,自己都会记着那位不知姓名的老人。

《中国文物地图集·四川分册》的主编、省考古研究院院长高大伦眼中,地图集的面世是一场几代文博人的接力赛,“编撰期间,光我们院的院长就经历了3位,基层工作人员更是不计其数。”他把自己这一代文博人所做的事情称为 “跑了接力赛的最后一棒”。

一部历时23年大功告成的《中国文物地图集·四川分册》,凝聚着无数人对四川文物对四川传统文化的殷殷爱意。

【目击】

商务部部长高虎城作草案说明时解释,在试验区内取消部分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审批、允许外商投资拍卖企业从事文物拍卖业务等12项开放措施,与现行外资企业法等4部法律的有关规定不一致,因此建议依照法定程序,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在试验区内暂时停止实施这些法律的有关规定。草案提出,自贸区内暂停实施文物保护法中第55条第3款:“禁止设立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和外商独资的文物商店或者经营文物拍卖的拍卖企业。”

一部沉甸甸的巨著

近1900页16开铜版纸,记录了四川文物的家底,15231词条居各地第三,数据很新与电子版本是其特色。

记者眼前的这套《中国文物地图集·四川分册》,是一部沉甸甸的大型工具书。它分为上、中、下三册,16开本总计近1900页,全部铜版纸彩印。

翻开厚厚的地图集,记者发现全书由概述、专题文物图、市县文物图、重点文物图、文物单位简介等部分组成,共收录文物点(词条)15231处。词条的数目,在《中国文物地图集》已出版的16部各地分册里排名第三。

这部文博人珍爱的大型工具书,和普通词典不同的是,每个文物点词条的后面,除了有简要解释,还有一个由字母和阿拉伯数字组合形成的代码。原来,这个代码代表着每个文物点在上册的文物图中的横、竖坐标,根据这个坐标代码,可以快速准确地在图上找到文物点的具体位置。

全书收录有15231处文物点,文物图中也一一标注了这15231处文物点的位置。这一切,无疑是一项纷繁浩大的工程。

省文物局文物处处长朱小南告诉记者,出版这部书的想法,来自上世纪80年代的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仅仅在四川,“二普”就从1986年起连续干了三年,通过徒步勘测、文字记载等方式,查出各类文物点27100多处(包括重庆),测绘制图26500余处、拍摄照片17万余张。

为对各地历次文物调查的成果进行系统整理和科学总结,国家文物局决定编辑出版一套《中国文物地图集》,包括全国各地分卷32册和全国重要文物分卷一册,全面记录中国境内已知现存的不可移动文物的状况。这是我国文博界的一个重大工程,一次全新尝试。

新近出版的《中国文物地图集·四川分册》,是继《中国文物地图集》的陕西、云南、广东、北京等15部分册后的第16部分册。数据很新与电子版本,是其两大特色。“ 《中国文物地图集》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陆续出版,出得较早的分册对文物的截止年代大多在上世纪末,而我们四川分册截止年份是2006年。”高大伦进一步介绍说,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这套地图集还发行了一张电子光盘。这种同时出版电子版本的做法,在 《中国文物地图集》的前15套分册中,尚无先例。

“对于一套工具书而言,这张光盘最大的优点是方便携带,为我们今后从事野外考古、文物点复查等工作提供了准确的、可随时查看的宝贵资料。”11月10日,在地图集的首发式上,不少考古工作者对这张小小光盘青睐有加。

【追忆】

一段艰辛卓绝的历程

提着水桶去调查,行政区划变化造成的困扰,七易其稿的世纪工程,父子兵同为一本书效力。

“上世纪80年代搞文物野外调查,不仅相机等设备和现在没法比,生活条件也艰苦得多。”在莫洪贵的记忆里,以前不管去哪里出差,总要随身带一个大桶,“那时都是住大铺,一个房间要住5个人,并且没有卫生间。为了方便洗衣服、洗澡,必须要随身带着桶。”

莫洪贵记得,1987年她最为忙碌。这一年,她在省内的南充等地举办了30余场培训班,帮助基层的工作人员了解什么东西才算文物,对文物点该怎样测量、发掘等。

对编撰整部四川分册来说,更大的困难与艰辛,是1999年4月四川文物地图集编写组成立后,对第二次文物普查的成果进行核实时遇到的困扰——行政区划变化太大。核实工作一搞就是近10年。

“除了一些市、区、县的所辖范围和名称发生了根本变化外,最早普查到的文物点所在的乡镇、街道,有的早就消失,有的名字和原来完全不一样。”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杨荣新告诉记者,在2004年开始编撰地图集时,这成了最大麻烦。

有一次,杨荣新对宜宾市某县的文物点进行核对,由于“二普”时的同志都已退休,到了当地,他们不得不在相关部门的带领下找到这些老同志,再拿出城区图,一个一个地进行比对,再到实地重新测量。“四川很多地方都是大山,以前普查时靠走路,比如原来记载的5公里,其实有可能在地图上标注出来的直线距离还不到1 公里。”

2007年,地图集的资料通过了国家文物局审查,编写组开始制图。从编撰到最终出版,四川分册七易其稿。

原因只有一个——精益求精。莫洪贵说,收录进地图集的文物点,都是较有特色的古遗址、古建筑等文物,这些文物的资料要求绝对准确,“少一个高度、差一个数字都不行,有些没有照片的还要下去补拍照片。”更费事的是,修改一个坐标数字后,往往意味着,以前做好的所有编号必须从头重新排过,这耗费了不少时间。

每一处数字、每一处描述必须准确无误。在这样的要求下,四川分册成了一项世纪工程。“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现在,地图集在历任院长和几代文博人的努力下,七易其稿终于呈现在人们面前,让我省众多精华的文物点为世人知晓。”高大伦感慨地说。

江聪从事文物摄影近30年,是为四川分册提供图片的260余人之一。他已经记不清为拍摄地图集上文物点的图片,自己走过多少田间地头,穿坏了多少双鞋。他更愿意说起他的父亲江学礼——一位曾经从事野外考古的老专家。

在江聪印象里,父亲是一位对考古细致得近乎有些苛刻的人。“‘二普’时,也就是为地图集收集资料的时候,父亲主要从事考古发掘,几乎每天都在外面。”江聪说,父亲总是很忙,有时出于工作需要,父亲曾经考古发掘过的地方,江聪也会前往为这些文物点拍下图片资料。

“虽然具体的工作不同,但我们都是在为地图集的编撰做着同样的努力。”

江聪印象最深的,是2007年对宜宾市宜宾县一处古崖墓的拍摄。当时,编撰人员发现这处古崖墓的资料图片怎么也找不着了,次日就让江聪背着相机上路了。

“崖墓是宋至明时期的,由当地僰、僚人凿造。2006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江聪回忆说,位于半山的崖墓,早已被茂盛的树木掩盖,山路布满荆棘。幸好同行人员拿出准备好的镰刀,边走边砍,硬是辟出了一条小径。江聪顺着没有路的山坡往上爬,历尽艰辛,终于找到一处小平台,站在上面对着崖墓拍了 20多张资料图片。

“可拿着照片回到成都准备继续编撰时,才发现这些照片的崖墓上植物太多,效果不理想。”江聪说,最后成书的地图集没有选用自己辛苦拍摄的崖墓图片,而是选了张从较远的山对面拍的崖墓照片,但自己一点也不会有失落感。“文博人该有这种精神。”

【向往】

全民关注文物保护的时代

地图集会不会为不法分子破坏文物提供线索?答案是否定的。它对文物保护的战略决策与经济建设都有益。

在地图集上册第136页的 “成都市城区文物图”上,记者看到,位于成都市西面的一环路至二环路之间,密密麻麻分布着抚琴西墓群、金鱼街遗址、抚琴北战国墓等30余个古墓葬和古遗址。杨荣新说,这些古迹由于城市建设的需要,多数已经发掘过,但整个地图集中的绝大部分文物点都是未经发掘的。

公布未经发掘的文物点的详细资料,有没有可能为一些不法分子提供了破坏文物的线索?针对这一疑问,朱小南给出了解释:文物调查是国情、国力调查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国家,每个公民也应该了解我们有多少文物,这些文物在什么地方。以前公布了很多全国的或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没有出现公布后便引起不法分子前去破坏的情况,恰恰相反,公布名单后,这些文物点更多是得到了当地百姓的自觉保护。“目前,地图集中收录的位于城区的文物点,一般都已纳入文物部门的保护和管理。而野外的一些文物点,则采取聘请当地村民为义务文物保管员的方式,协助文物部门进行保护和看管。”

地图集的作用,不仅仅是唤起大众自觉爱护文物的意识。

作为我省第一部出版发行的文物地图集,省文物局局长王琼认为,该书综合反映了四川文物工作中已有的学术成果和新的重大发现。它为考古工作者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材料,同时也将为国家制定文物保护、管理和研究的战略决策与政策法规提供有益的资料,为国民经济建设部门规划、选址、设计提供可靠的依据,从而尽可能避免在生产、建设过程中对文物造成破坏。

朱小南举例说:“比如以前修建川陕公路时,由于人们没有认识到千佛崖是一处重要的珍贵文物,造成了公路从其面前经过,使文物因汽车尾气等外部因素的侵蚀受到损坏。后来,人们不得不重新改变川陕公路的走向,造成巨大的工程量。”今后有了这套文物地图集,进行城市规划或建设时,有关部门便能快速、直观地了解施工区域是否有文物点,从而在规划上进行全盘考虑了。

从文物普查到文物地图集的问世,一个所有文博人的梦想——全民关注文物保护的时代,正渐行渐近。

本报记者 覃丹 实习生 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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