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危机来了,文化咋办

更新时间:2021-10-02 14:17:08 所属栏目:文化资讯 作者:智睿

摘要:元旦前夕,听说《梅兰芳》正在热映,来到单位附近万达影城,打算买票瞅瞅。进得影城,但见熙熙攘攘,人潮如涌,十几个放映厅,电影排得满满登登。一小青年儿说,大爷您也想看《梅兰芳》?恐怕得排两小时,且等呢!看这阵势,知难而退,又不甘心,次日正逢周末,又到西单大悦影城,排队一个小时,终于得

元旦前夕,听说《梅兰芳》正在热映,来到单位附近万达影城,打算买票瞅瞅。进得影城,但见熙熙攘攘,人潮如涌,十几个放映厅,电影排得满满登登。一小青年儿说,大爷您也想看《梅兰芳》?恐怕得排两小时,且等呢!看这阵势,知难而退,又不甘心,次日正逢周末,又到西单大悦影城,排队一个小时,终于得票一张,坐进影厅。

加缪首先是一个大写的人,而后他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理解了作为人的他,也就理解了作为思想者、作为作家的他。他几乎完全像我们熟知的高尔基那样,是来自社会的低层,在殖民地阿尔及尔的贫民窟长大,不同的是,他通过了完整而良好的中学教育与大学教育,成为了一个具有高度文化水平与精神境界的现代知识分子。清贫的生活状况,使他受到了多方面的历练,生存的压力使他必须在现实生活中跋涉前行,而现代精神文化的思维与见识,则引导他奔向明确高远的境界,渗透着磨练苦汁的精神层次与心智境界也就具有了一种贴近大地的实实在在,这就形成了一个务实求真、充满活力的智者。加缪既是博大通今的现代文化大家,又绝非一个在书本中讨生活的书斋学者,绝非一个靠逻辑与推理建立起自己理论体系的理论家,他的理论形态充盈着生活的汁液,如果他不是从实际生活与书本知识两个方面汲取了营养,他怎么能写出既有深远的精神境界、又充满了对人类命运与现实生活的苍凉感的作品与论著?这是加缪使中国读者容易有亲切感的一个重要方面。

电影里,正好也有一火爆镜头,说的是1930年初,梅兰芳到纽约百老汇首演,原以为老外不懂京剧,此行凶多吉少,孰料连演两周,竟然好评如潮,场场爆满,把那位梅兰芳的铁杆粉丝加黄金经纪人邱如白乐得连呼“火了火了!”,激动得差点儿背过气去!

一个京剧火,一个电影热,一发生于1930年初,一出现在2008年末,看似“不搭界”的两件事,恰好都有一共同的时代背景:全球经济危机。如此巧合,说明什么?

时下有一说法,经济出现危机之日,正是文化繁荣昌盛之时。此说根据之一,是80年前那场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当此时也,美国经济也是一团糟,然而奇了怪了,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美国文化,却是出人意料地一片红。首届奥斯卡颁奖礼,恰恰就在经济最糟糕的那一年隆重举办,而此后西海岸的好莱坞与东海岸的百老汇可谓双星辉耀,不但崛起于美国而且走红于世界,让全球几十亿人领略了美国文化的独特风采。

席慕蓉生于重庆,少时处在动荡不安的战乱年代,随父母辗转重庆、上海、南京,最后到了台湾。颠沛流离的生活让席慕蓉生出淡淡的“乡愁”。但对她来说,草原、故乡一直是一种期待与守候。席慕蓉认为,蒙古文化就像她生命中的“火种”。“现在它已经烧起来了。所以我说,我现在是一个燃烧着的蒙古人。”她说:“1989年,我第一次踏上父母的故乡,第一次见到了蒙古高原。25年了,到现在我还是烧着的,我还在继续做,还想着继续去学。虽然蒙古高原是我的原乡,但其实它对我来说是全新的世界,诱惑很大。那里文化的诱惑、大自然的诱惑、人心里美德的诱惑,对我来讲,这个世界好得不得了。”

再举一例,说的是10年前那场来势汹汹的亚洲金融危机,虽然整惨了韩国经济,却恰恰激起了一股来势不小同样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文化“韩流”。至于日本“动漫大国”之确立,确也与其经济的波折与萎靡不振有关,则是比较有说服力的第三个例子。

说完3个例子,喜欢寻根究底的人就要发问了:为啥你这厢经济出了危机萎靡不振,那边儿文化反倒是一个契机,反而会乘势而上,蓬勃发展起来呢?

以“理论”分析之,原因大抵有三。

其一,经济萧条不振,恰恰需要给人以文化的心灵鸡汤。所谓精神与物质,形而上与形而下,从来是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两翼,此起而彼伏,相辅而相生,这大概也是自然界的平衡规律。君不见物质产品极大丰裕,人们安居乐业之时,对文化和精神的要求恰恰也就低了、少了、浅了么?歌舞升平蛮好,浅唱低吟足矣。反之,民族危亡,国难当头,《黄河》之声震天响起!特大地震,轰然袭来,泪光中的诗篇和歌吟,让多少人心潮澎湃,挺起脊梁擦干眼泪!

其二,经济环境的坎坷与挫折,正好为文化产品提供了难得的创作素材。悲剧与喜剧,坎坷与坦途,矛盾冲突与安静平和,究竟是前者还是后者容易产生伟大作品呢?结论不言自明。古人早有“文章憎命达”之说,遍翻古今中外名篇力作,大坎坷大曲折大动荡大灾难反而产生大作品,几乎已成铁律。

其三,物质产品生产大都必须以物质资源消耗为前提,而精神产品则几乎用不着消耗物质资源。这也是经济危机之时并不妨碍文化产品生产的一个客观原因。

以上3条,其一说的是需求,其二说的是供给,其三说的是条件。需求既然强烈,供给又很充足,条件还挺宽松,文化事业的发展,可不就噌噌噌噌乘势而上,就能够变“危机”为“契机”吗?

危机来了,文化咋办?这课题无可回避地摆在我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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